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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次调查选取在静安区妇幼保健所怀孕建卡的孕期8～40周的妊娠女性为入组对象，由经过调查培训的妇幼医生以及精神科医生，进行现场发放、指导、填写、回收并核查。本调查为2007年7月-2010年7月于本妇幼保健所建卡、就诊和随访的孕期女性，随机整群抽取3200份问卷，有效问卷3167份，问卷有效率98.97%。
　　1.2 调查工具
　　主要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工具主要包括：（1）孕妇基本情况调查表：为孕妇的基本人口学及孕期资料。（2）症状自评量表（SCL-90）共90个条目，包括10个症状因子，采用五级评分（1～5）：1=没有，2=很轻，3=中等，4=偏重，5=严重。根据各因子分高低来评估心理健康水平，评分越高说明身心症状越重，表示心理健康水平越差。统计指标为总均分及各症状因子分。（3）社会支持自评量表：该工具由18个条目组成。记分根据受试者回答的“没有”记0分，“有时”记1分，“经常”记2分，累计。最后若总分>26分，可视为异常。分值越高，越说明其社会支持越缺乏，本量表特别强调在孕期期间的社会支持作用[4]。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调查共3167名妊娠女性，孕期平均为12.89±10.89周；年龄20～47岁，平均为30.45±10.96岁。
　　2.2 结构方程模型研究
　　2.2.1 模型假设
　　本研究设定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1，孕期女性心理健康作为外生潜变量，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作为内生潜变量，显变量躯体化、强迫等作为心理健康的外生标志，显变量主观、客观和利用度作为社会支持的内生潜变量的内生标志，显变量消极、积极作为内生潜变量应对方式的内生标志。
　　为进一步了解孕期女性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因子关联性，探索心理健康水平与孕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本研究采用Amos5.0统计分析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SEM）验证本研究中的模型假设。
　　2.2.2 孕期女性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模型评价
　　依据相关研究假设，对图1的模型假设进行了初步的检验[5]。主要以卡方值（χ2）、自由度（df），拟合优度（goodness-of-fit index, GFI），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增量拟和指数（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以及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mean squared residua,l RMSEA）作为评定模型拟合度的修正指标。一般而言，GFI、IFI、CFI在0. 90以上，RMSEA值小于0. 1表示好的拟合，低于0. 05表示非常好的拟合。采用斜方差结构模型的极大似然法对假设结构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经修正调整后模型中，χ2=511.102,χ2/df=3.932,P<0. 000,各修正指标GFI、IFI、CFI等似然指数均大于0. 90,RMSEA=0. 078,为可接受模型。修正模型的拟合指数，其标准化路径图及各因素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见图2。
　　由模型可见（图2）孕期女性心理健康与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因素皆有直接的影响，同时孕期人际敏感直接影响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效应值：0.75，P=0.000），孕期抑郁、焦虑直接影响应对的消极方式（效应值：0.77，0.69，P=0.000）；孕期社会支持直接受主观（心理感受）和社会支持利用度的因素影响（效应值：0.67，0.78，P=0.000）；孕期女性应对方式直接受应对的消极和积极因素的影响（效应值：-0.37，0.63，P=0.000）；孕期心理健康又直接受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影响（效应值：0.32，0.28，P=0.000）。心理健康通过抑郁因素对应对方式有正性间接影响：效应值：（-0.77）×（-0.39）=0.3003，P=0.000;心理健康通过焦虑因素对应对方式有正性间接影响：效应值：（-0.69）×（-0.39）=0.2691，P=0.000;心理健康通过人际敏感因素对社会支持利用度有负性间接影响：效应值：（-0.75）×0.78=-0.585，P=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