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合并的内在目的是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的提高。我国高校经历过两次合并浪潮，毫无疑问的是每一次的合并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不同时代下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思想观念导致了这一教育现象的产生。
第一次院校合并始于20世纪5O年代的院系调整，为了适应新中国高等教育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发展的需要，通过合并、重组和调整的方式形成了大量的单科性院校，培养专业化人才。第二次高校合并从20世纪9O年代初开始，相比前一次合并，它的发生进程和合并模式更加复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条块分割”向“条块结合”转化，以及“共建、调整、合作、合并”方针?㈣ 的提出是此次高校合并的政策环境。其合并进程有四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科性院校的合并，第二阶段是不同类型行业院校合并办综合大学，第三阶段是实力较强大学合并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第四阶段为地方高校合并。大学合并实际上是其组织形态的解构与重构过程。大学组织为了生存并产生影响，就必须适应周围人们的需要，它必须像社会秩序本身一样充满活力和富有弹性。大学的合并、更名以及升格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相互模仿的表现，但这种现象是具有内在发生机制的。
在过去的时间里，众多学者对高校合并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是关于两次高校合并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主要以历史经验追踪的方式对合并的政策环境、合并手段、合并特点以及合并后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这些研究主要运用了比较法和历史法。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王根、卢兆彤、庞青山等。其次是关于高校合并本身的理论分析和思考。这类研究从教育和学校自身发展的规律、管理体制、合并利弊等不同角度对高校合并进行了探讨。薛天祥、徐小洲、眭依凡 等人认为，高校合并应秉持大学发展所必须的理性，坚守大学理念，符合教育规律。此外，李景华从交易成本学的视角对高校合并中政府责任以及合并是否可以提高办学效益进行了分析。
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对高校合并进行分析，是把大学组织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就高校合并这种组织行为来说，其存在的因果机制是以合并调整的方式来换取大学组织在高校市场环境中的合法性。从因果机制对组织行为进行分析不是去寻找具有普适意义的因果规律或者建立逻辑体系，而是从具体可察的组织现象着眼去分析问题、解释问题。本文尝试在机制层面从组织社会学相关理论出发对高校合并行为进行分析。
一、为了组织的效率组织交易的核心是效率机制，它是决定组织行为的一个基本因果机制。对于高校合并，首先要认识到：这种合并是一个组织间关系(甚至没有关系)转变为组织内部关系的过程，那么这种由市场到组织的转变代价是什么?组织内在化的优势何在?最终问题是组织效率是否真正得到了提高。
效率机制把追逐私利作为个人或组织行为的动力，提高效率是达到目的的最佳途径。测量分配资源有效性的一个标准就是效率，由于个人理性是有限度的，因此这种有限理性导致了不可能存在绝对完美的资源分配方案，所以资源分配的双方共同遵守且不去违背的方案就是最有效率的。大学组织的治理与政府、企业的治理存在根本的不同，政府管“力”，重在对权力的分配与执行，是一种宏观治理；企业管“利”，效益是根本；大学管“理”，是指大学组织自起源以来自身发展所遵循的内在规律和理性。
大学组织所秉持的理性是以不放弃自身发展为前提的，若某个高校整体效率低下导致了生存危机，那么这种理性定会受到撼动。从效率机制对组织行为进行研究主要以钱德勒和威廉姆森为代表。钱德勒的论断是组织管理起到了“有形的手”的作用。他认为组织形式产生了各种效率，包括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而正式组织可以同时提高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
从规模上说，组织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组合，通过有效管理提高效率。高校合并是一种组织关系由外及内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大学组织而言既存在规模效率也存在范围效率。威廉姆森作为交易成本学派的代表对效率机制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在市场与组织的关系上，他提出：如果市场可以高效协调生产活动，那么正式组织还有必要存在吗?对大学组织而言，在相同的政策环境中，市场竞争已经导致高校之间的互相仿效，以及学术规范和学术价值观的趋同，问题在于国家是否期望用高度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来满足学生顾客的需求，而问题在于政策的取向不同，不能简单地交由市场来解决问题。
在高校合并之前，高校群体是组织问关系，其组织活动主要通过市场来协调，合并之后的高校成为一个整体，组织关系完成了外部到内部的转变，协调方式由市场向组织内部转变。从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的角度来看，高校合并可以提高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首先是规模效率，高校合并将两所或者以上的院校整合起来，采用新的共同身份并受到单一管理单位的治理，这其中涉及到的专业类别的增加、师生数量的增加等，在扩大学校规模的同时促进了教学资源的共享。其次是范围效率，高校合并提高了组织地位，也同时提高资源覆盖面和高校招生区域覆盖率。分析组织行为和决策是交易成本学的切人点，交易成本包括协调成本和激励成本。决策权普遍分散在整个组织里，而且要保持组织的统一，必须使这些决策相互协调，使每个成员感受到最小的限制或压抑 ‘ )。
高校合并之后，组织关系发生变化，协调方式发生改变，之前并存的高校之间通过市场进行协调，此时的协调成本是很高的，因为市场活动会受到有限理性与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导致信息沟通的障碍。合并之后的组织关系发生了变化，即组织内部关系，在同一管理框架下，此时的组织协调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组织内在化的优势就在于大大降低了协调成本。组织交易激励机制是为了保证个人与组织目标方向的一致性，而组织内在化后激励成本就毫无疑问提高了，这对新组织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无法逃避的制度环境开放系统理论认为组织所处的环境与组织内部的交互会影响组织的发展，在分析组织现象时内部环境固然重要，但同时也要超越组织本身去考察。
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组织必然会产生高效率的说法是把组织当作一部简单的效率机器而言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迈耶作为新制度学派的代表提出从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上去认识组织现象，认为组织要面对技术环境(内部)和制度环境(外部)，技术环境追求效率，制度环境追求合法性。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在开放系统下必然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
制度理论强调“合法性”机制的重要性，其核心是组织通过制度化同形的方式来实现与制度环境的匹配，从而最大程度获取合法性和组织资源。合法性机制是指那些诱导或迫使组织采纳在外部环境中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或做法的这样一种制度力量口 臃，。因此，高校合并实际是高校适应制度环境而产生的制度化同形现象。韦伯提出了三种合法性机制：魅力型权威、继承型权威、法理型权威。组织通过对外部环境中已经确立的制度的依赖来减少组织的动荡和维持组织的稳定性。不同组织面对的环境也是不一样的，根据斯科特从环境对组织的作用机制对组织的分类来看，大学受制度环境影响较大，受技术环境影响较弱。大学作为社会组织，其更名行为实际上是对“社会事实”的采纳，是对大学组织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接受和制度环境的适应与融合。而这种社会事实正是在合法性机制的多层面作用下产生的，这种社会事实可以是社会的法律制度、观念制度、文化期待，也可以是社会规范，它们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约束着组织行为，但同时也可以提高组织的社会地位。把社会上合法的理性要素整合进其正式结构的组织，能够最大化其合法性，并增强其资源获得和生存能力l1 J( 。如果大学组织违背了这些社会事实，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在这种因果关系下产生的行为和做法是受到社会承认或合乎情理的逻辑制约的，与效率机制下的组织行为是不I司的。
制度环境通过三种机制对组织产生作用：强迫性同形、模仿性同形、规范性同形。这三种机制导致了组织形式、行为的趋同，也是组织获取合法性的三种机制。高校合并行为也基本遵循着这三种发生机制。第一个机制是强制性同形，它源于一个组织所依赖的其他组织向它施加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压力。
对于大学组织而言，这种压力主要源于国家法令，其组织行为是对政策法令的一种直接反应与遵从。第二个机制是模仿性同形，包含竞争性模仿和制度性模仿，它源于组织对环境不确定性和组织目标的模糊状态的一种回应。大学与企业相比，其组织目标是不太清楚的，斯蒂芬·P·罗宾斯这样描述：这些陈述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模糊的和带公共关系技巧的目标，而不是真正体现组织到底追求什么有意义的制度方针。例如，“大学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这个问题答案很多。组织类型具有持续性的原因之一是特定类型的有效性：一种特定的形式(如美国文理学院)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它比与之竞争的其他形式更行之有效l10 )。几所高校通过合并成为“大学”，这些组织行为都是对成功大学组织的模仿，从而为组织自身获取生存的合法性。第三个机制是规范性同形，它源于社会规范产生的共享观念与思维。一所大学所展示的价值观与社会认同的价值观一致性越高，其存在的合理性就越高，因此大学为了在其价值观中体现社会规范的一致性，也一定会采纳与模仿那些具有合法性的观念与思维方式 J引。
三、组织网络的覆盖社会网络学派在对组织行为进行分析时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的，是一个微观层面上的分析框架。
强调组织结构以及组织的生存网络共同体是其分析组织行为的重点，组织是一个看不见的单位，而其成员即组织中的人却是具体可察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既受制于自身规律，又受制于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这个市场是以经济活动为主体的自由市场，还包含由诸多高校形成的高校网络群体。用社会网络学派的理论来分析高校合并实际上是对社会网络理论的一种扩展或迁移，把高校作为个体，把高校所处的环境以及高校群体作为一个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理论的鼻祖齐美尔的基本思想是个体和群体的两重陛。个体与群体的互动生成构成社会网络，从这点出发，对个体的研究要超越个体本身，从他所处的社会网络角度人手。高校群体是一个网络，高校作为个体处在网络的各个节点上面，尽管这个网络结构很大，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个节点之间部存在关联，整个网络呈现局域化差异。部分高校合并之前是专科院校或者学院，但通过不同的调整方式进行了整合。因此，这些高校之间就发生了关系，网络节点之间发生了关联，各自的网络关系呈现出新的变化，网络结构变得更加复杂。按照博特的“结构洞理论”，社会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关系可以视为一种投资，建立有效率的网络必然使得投资更加有效。这里的有效网络是指网络结构的复杂性和不重复性，对于高校而言，通过合并更名之后，这种组织行为带来的是关系网络的增强，不同高校的关系网络不同，合并之后的关系网络在总数上的增加意味着不重复网络的增加，这就导致了复杂和重复性弱的网络关系产生，其效率也就增加了，从而促进了其社会资本的增加和组织地位的提高，提高了高校的生存地位。
总而言之，高校合并的组织行为是受到效率机制、合法性机制、社会网络机制三者的共同作用导致的，这三种机制的作用方式和发生条件不同，最终作用效果也不一样，在实际情境中三者是相互交织的。
办好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使命，高校的改革不仅仅是高校本身的事情，更是其相关利益者的责任；政府作为重要角色注重从资金的角度来考虑如何办好大学，而从机制和制度的角度进行改革也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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