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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时代的正义理论和观点都为其时代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辩护或批判，并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对统治秩序的维护，对人们生活的安定和社会道德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资本主义实现了“人的依赖关系”向“人的独立性”的转变，使个人摆脱了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束缚而获得了“政治解放”，获得了某种形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但资本主义并未实现“社会解放”、“人的解放”、“人类解放”。它不但没有消灭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反而使这种两极分化和不平等更为加剧。这便使社会主义产生及其追求公平正义价值成为历史的必然。在现代社会，西方国家大多建立了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但是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分配领域，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里，人民群众却占有极少的财富份额。政治归根到底由经济所决定的，在经济地位上占优势的阶级在组织和文化领域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权利形同虚设，无法真正体现自由和平等的要求。
　　 罗尔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在《正义论》一书中，通过探讨平等自由、机会公正、分配分额、差别原则等问题，以一种虚拟或抽象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义问题的建议。他的正义思想的主题集中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其实质是社会的正义分配及其分配体制问题。首先，它论证了民主制度的正义性和福利经济的合理性，要求在满足基本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偏重于公正，即对一些非基本自由权利作一些适当的限制以减轻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压力，在权利分配之前则要多各自由出发点进行酌情考虑等等。这些观点对于有效调节公正与自由关系进而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缓解社会危机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其次，当功利主义主张以实际的功效和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公平观逐渐失去其理论光彩的时候，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尤其是差别原则开始显现出它的理论优越性。在罗尔斯看来，公平正义的第一要义和首要原则，任何限制、损害个人自由公平享有各项权利的政府，都是违反正义的。罗尔斯要求政府应保证每个人的机会均等，让每个人能平等地享有平等择业、平等经营、平等竞争的权利，自由享受政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第三，罗尔斯提出了补偿原则——“最小最大原则”，是对“最少受惠者”而言能使他们获得最大利益的一个正义原则，这正体现了一种对弱者的必要关怀。这一正义原则当然不能完全由经济活动自身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政府行为，通过政府出面进行协调才能达到。这种调节手段就是通过许多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深化对税收制度的改革等，对人们所得利益进行第二次分配。罗尔斯在不触及私有制的前提下谈论资本主义的社会公正，具有明显的社会改良主义倾向和空想性质。他提出的差别原则在理论上也没有彻底解决好机会公平和差别原则的关系，有平均主义的嫌疑。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在物质生产和财富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向富裕、文明的奋斗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的发展引起世界的瞩目，以至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中国称为带动世界出口增长的“发动机”。然而，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实践又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由于当今时代所要解决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所调整，更由于多年来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突出了效率的优先地位而忽略了公平的兼顾地位，有时把兼顾等同于不顾，而形成了效率增长而公平下降的“中国悖论”。中国从改革前的严重平均主义走向分配差距过分悬殊的状态。它严重扭曲了人们的公平观念，极大地腐蚀和动摇了人们追求社会公平的制度基础和道德基础。“兼顾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话。由于人们对“效率优先”口号在理解上存在着诸多误区，在执行中存在片面的现象，使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由于我们放弃了公平的优先立场，社会出现了多方面的不和谐状态。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问、部门之间的利益差距在不断扩大，其核心是贫富差距的拉大，随着经济收入差别的形成，社会财富与发展机会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由于人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权利得不到保障。同时，社会物化现象严重，拜金主义盛行，个人私欲膨胀，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得这种价值观逐步入侵到社会公共领域，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往往会对社会公共利益形成侵犯。这些情况的出现，增强了人们的不公平感，从而引发社会的稳定危机、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