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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思想溯源
    “语言哲学”的产生促使近代哲学家从关注认识对象(客体)的内容，转向研究如何用语言去描述、解释、说明或表达对象，这充分突出了自我意识在语言表达中的主体意义。“综观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和语言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话语偶像’之消解的语言学批判已经成为一切现代哲学学说理论发展的活水源泉。自弗雷格、罗素等人开创了以命题语义学为研究方法的语言哲学时代后，后期维特根斯坦明确提出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将语言的使用看作一种活动或一种生活形式，意义就显现在各种具体的活动或生活形式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及“意义使用论”应该是语用学思想的最初表达。但他仅仅暗示了言语行为分析的方向，真正的言语行为分析是从奥斯汀开始的。奥斯汀从行为角度阐释人类语言交流活动，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早期区分了叙事句和施为句，后来进一步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的新言语行为理论。哈贝马斯曾指出:“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首先发现了语言所具有的这种集行事和命题于一身的双重结构。这一发现是把语用学部分引人形式分析的第一步。随着向形式语用学的过渡，语言分析才获得了主体哲学最初被迫放弃了的维度和问题。”同时，哈贝马斯认为奥斯汀等人只提出“言语行为的‘适切条件”，问题—即完成言语行为的特定情境问题，将言语行为分为以认知为目的的叙述式和以交往为取向的施为式言说。
       可是这种命题与施行的言语双重结构，在经验语用学的层面上未能将言语行为与有效性主张的各个域面连接起来，忽略了施行语言能力的理性基础。正是在这种批判反省中，哈贝马斯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限制，吸取各家思想精华，并最终于20世纪80年代初独树一帜，创建了新的以普遍语用学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实现了批判理论向交往理论的转向。普遍语用学就是在吸收借鉴前人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乔姆斯基等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如马丁·杰伊所言:与受结构主义语言学深刻影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哈贝马斯认为理性的重建工作只能合法地集中在言说的层次上，也就是奥斯汀说的言语行为或索绪尔说的言语而非语言的深层结构。不同于后期维特根斯坦宣称的语言游戏，哈贝马斯认为它有共同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使语用分析具有普遍意义。哈贝马斯关于语言的论述既是对语言学转向的积极回应，又是对传统西方语言观的合理汲取和扬弃。
　　二、普遍语用学的学科意义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一度陷人困境的西方哲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为了顺应这一哲学转型，哈贝马斯着力推动语言哲学从语义学分析研究转向对言语行为能力的探讨，从语言及语言使用问题人手，建立了普遍语用学理论。实际上，普遍语用学就是一种为语言的使用即交往者为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而进行对话制定出的一套进行日常交往的规范和准则。它以一种全新的风格和方式使传统意识哲学中的主观性的感性构想转变为对语言的、符号的互动过程的理想化、可操作性的分析。交往行为理论就是研究言语交际的理论。相互理解是言语交际成功的关键，理解主要涉及三个要素:有待理解的语言现象、理解者和二者的相互作用。三要素受到客观世界的自在性规律和社会世界自为性规律的制约。该理论合理地解释了语言与三个世界的关系，并提出语言使用中应遵循的有效性条件，这无疑对当代语用学的构建产生了重要意义，成为语用学理论构建的哲学基础。
      另外，普遍语用学不仅是建立社会行为规范的社会行为规范理论，同时也是语言哲学思想。普遍语用学重点关注言语行为及其产生过程，把结构主义对语言的静态研究变成了对语言使用的动态研究，打破了能指和所指间的规约，强调主体间交往因素。交往行为一开始就是互主体的，它是一种以日常言语为媒介以理解为取向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将事实与价值勾联起来的行为。交往行为不仅将生活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这三个维度联系起来，而且直接使这三个维度发生互动，从而使运行在生活世界层面中的言语行为的意义呈现出来。从普遍语用学关于意义理论的分析中不难看出，意义既含有说话者意图的表达，又包括语言所指对象的表现，同时又是人际关系的确立。普遍语用学动态地揭示出了意义的呈现过程。这一言语行为观虽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行为理论研究，但与当代语用学的重要支柱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及会话含义等理论密切相关，对语用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提供了合理的理论框架。